以往对督导中依恋类型的关注主要涉及被督导者。然而，督导师也会把他们自己的特定关系风格带进督导中。

    怀特和昆纳(White & Queener待出版使用来自67对督导师被督导者的数据来研究被督导者和督导师的成人依恋类型与他们的督导工作联盟调查问卷”(Efstantion et al.，1990)评分结果之间的关系。

    被督导者的依恋类型与督导师或被督导者的工作联盟都不存在相关关系。但有趣的是，督导师的依恋类型与督导师和被督导者所评价的工作联盟强度都是相关的。作者这样写道： 大多数督导模型都没有明确地考虑过督导师和被督导者的个人特征对于督导关系的动态影响作用。这个研究表明，督导师与他人建立积极的依恋关系的能力在督导关系中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这只是一个单独的研究，或许它的结果将引起研究者们对督导师依恋类型的更多关注。在还没有其他的研究结论之前，我们认为督导师应该有足够的自知来理解他的人际关系风格对于被督导者带来的影响。按理说，他们应该已经将这种自知之明应用到了与来访者的相互作用中去了。

  人际影响力

    督导关系的突出特征就是双方之间的不平等。当然，这一特征也存在于心理治疗中，治疗环境中的某些方面形成了不平等关系的基础。如，在相互关系中需要别人帮助较多的人(即，来访者)，其影响力就明显不及那些被别人需要的人；有权评论他人行为的人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在督导中除了有这些相似的因素外，督导师的专业技能和特定角色，包括评价者的角色，也使其拥有了更高的影响力。

    但是，尽管在督导的工作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这种人际间的影响力，但督导师却不乐意承认它。事实上，在等级关系中，具有较高权威的人往往比地位较低的人更不能有意识地觉察到这种人际影响力的存在。霍洛韦(Holloway，1995)提出了以下值得注意的几点：“在助人职业中，权力常被看做是含有贬义的，因为控制与支配的概念似乎与相互平等的信条和无条件积极关注是相对立的。这种理解，限制了权力在构建一种相互支持的人际关系中的积极能力”。

    有效的督导要求督导师能够认清自己在这种关系中的权力，包括它的来源、表现形式，以及如何运用它们。这样，督导师与被督导者之间的权力差异终将会消失。正如阿克(Acker，1992)通过观察所提出的建议：“督导关系是不平等的双方之间的一种关系，它的目标是建立平等。这似乎是一个固有的矛盾，一个荒谬的说法，同时也是督导关系中的一个挑战。”

    “建立平等的目标”实际上意味着在被督导者的不同发展水平上，督导中的权威和等级的水平也是不同的。但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下面我们就要谈到阿克所提出的这种挑战。

    有关人际影响力的两个概念——社会影响理论和交互作用观点，对于督导师和督导研究者来说是尤为重要的。下面我们将一一进行讲解。

    社会影响理论  我们可以将权力理解为影响他人行为和态度的能力。赫普纳和克莱本(Heppner ＆ Claiborn，1989)宣称，弗兰克(Frank，1961)的《劝导与拯救》一书可能是最早将社会心理学中的人际影响和态度转变等概念应用于咨询和治疗的专业文献。有关这一观点的更多论述出现于戈尔茨坦等人(Goldstein，Heller，＆ Sechrest，1966)以及斯特朗(Strong，1968)的著作。事实上，斯特朗有关态度转变的两阶段模型的论文，最为直接地刺激了后续的众多相关研究，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相当重要的研究专题。

    从斯特朗的观点来看，我们每个人，都会对那些在生活中我们认为能够满足我们需要的人施加人际权威(或影响力)。这种观点与社会交换理论是一致的，该理论假设，如果A拥有B想要的东西，A就具有对B的影响力或控制权。这种权力的大小依赖于B具有的选择其他替代资源的可能性。

    斯特朗(1968)采用了弗伦奇和雷文(French & Raven，1959)所提出的五种人际权力中的三种来定义咨询师的影响力。斯特朗认为，只有当来访者认为咨询师具有专业能力、吸引力(如，感到双方在价值观、目标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和值得信赖的条件下，咨询师才会拥有人际权力或影响力。这个模型同样也适用于督导关系中。

    在斯特朗提出的两阶段模型的第一个阶段中，督导师的任务是使自己成为被督导者的一种可以信赖的资源(如，被别人视为拥有专业能力、吸引力和值得信赖的人)。一旦督导师建立了这种可信度，他们在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使用这种资源的能量去影响被督导者，使他们产生行为和态度上的改变。这实际上就是社会影响的过程。

    斯特朗非常明智地在他的模型中并没有采用弗伦奇和雷文的第四种人际权力——强迫。但是，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反复提到的，督导师具有评价的功能。这意味着督导师有压制被督导者的权力，而咨询师却没有。由于督导师首先是被训练成咨询师或治疗师，因此拥有这种权力会使人感觉不舒服。然而，督导师必须要理解，这种权力虽然可能是潜在的，但它对被督导者来说却是真实存在的。

    科里根等人(Corrigan，Dell，Lewis，＆ Schmidt，1980)以及赫普纳和狄克逊(Heppner ＆ Dixon，1981)回顾了关于这个模型的头10年的研究。赫普纳和克莱本(Heppner & Claiborn，1989)不久后又回顾了该研究主题第二个10年的工作成果。与此同时，大量的文献中将该模型应用于督导研究。狄克逊和克莱本(Dixon & Claiborn，1987)回顾了这方面的研究。除了个别的例外，大多数关于这个模型的研究结果在本质上是相似的。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表明，吸引力(我们将它理解为人际亲和力)可能是弗伦奇和雷文所列出的人际权力中最大的一种动力源。

    佩蒂和卡乔波(Petty & Cacioppo，1986)的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abeoration likelihood model(ELM)]是关于态度转变的一个比较新的和相对复杂的模型，而且可能被认为是“第二代”社会影响模型。这个模型认为，人们可以受到两种信息加工途径的影响：中心的(涉及对信息的一种努力精细加工)或者是外周的(更多依赖于线索或者是简单原则)信息加工。通过中心途径发生的影响被认为更加持久，而且对后续行为有更大的影响效果。

    然而，劝导所发生的途径则依赖于作为信息来源的那个人的个性特征(如，可信度和吸引力)，消息的有关变量(如，支持某一观点的论点的主观强度)，以及接受者的个性特征(例如对信息进行加工的动机水平)。当人们的动机被激发，并且有能力对他们认为引起争论的信息进行思考时，通常会通过中心途径而受到影响；反之，影响也许更多地通过外周途径(如，感知到的信息传递者的专业能力)而发生。克莱本等人(Claiborn，Etringer，& Hillerbrand，1995)以及斯托尔腾博格等人(Stoltenberg，McNeill，& Crethar，1995)的研究都证实了将ELM应用于督导研究的价值。另外，斯托尔腾博格等人还尝试将那些我们已知的关于被督导者发展的有关知识合并于ELM的应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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